香港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和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筹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共、英、美三国四方立即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方针，并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一系列的工作指示。当时我任广东东江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主任，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东区党委派我为中共代表，到香港与港督代表举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

一、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被划为中国战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除东北外（东北归苏军受降）的所有地区，香港属广州受降区。但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在大后方，被安排参加广州受降区的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都在广西及粤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张发奎司令才乘飞机到达广州，参加了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受降仪式。

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指出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要与我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反对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展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占领了九龙、新界的部分区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延安总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兵东北。8月15日，朱德总司令下令给侵华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在接到延安总部8月10日24时的命令后，东江纵队于8月11日8时40分发出了《紧急命令》。14日，广东区党委又发出了《对目前时局的紧急指示》。据此，广东各抗日武装为收复被占国土，收缴日伪军武器及物资，迅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鉴于国民党军已向粤北和江北（东江北部）解放区进攻的局势，东江纵队决定以江南（东江南部）的惠（阳）东（莞）宝（安）和港九地区作为受降的主要地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解放了上述广大地区。在宝安县，我们于8月20日收复深圳镇，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别市，委任了市长；23日收复沙头角镇；随后，又迫使县城南头镇的日伪军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区，我们于19日解放了大屿山全岛；25日进驻长洲岛；随后，收复了大埔、西贡、元朗、粉岭等地，我们还接收了个别仓库，并接受零星日伪军的投降。此时，日伪军只能龟缩于香港和九龙市区一隅之地，其周围的陆地和海岛几乎全部被我抗日人民武装占领。

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迅速光复了大陆各沦陷区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收复了各大城市租界，并在中国本土和越南举行了日本受降仪式。与此同时，随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国政府收回了东北主权。刹时间，“光复一切被占国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复全部租界！”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由于收复租界，光复被占国土，国民党捞取了颇大的政治资本。当时，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急于发动内战，并妄图消灭共产党，因而无力分兵它顾；此外，鉴于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及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等原因，这就使国民党在收复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上，出现了举棋不定的局面。即使如此，国民党仍加紧与英国争夺香港的步伐，寻机收复香港。

英国为保持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不愿轻易放弃香港，他们早在1942年就由麦道高组织了一个重占香港的研究小组。由于抗日战争胜利时英军兵力远在欧洲，于是只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舰，在缅甸运载了300名官兵，于1945年8月下旬在港岛登陆。然而这点兵力是远远不够接收香港使用的，它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当抗战胜利时，香港总督杨慕琦仍被关在东北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5月，他才由英国重返香港复职。此时的香港实际上处在“半真空”状态，英国人既惧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意中共在香港继续扩大势力，同时对美国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复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务的野心十分不满，它苦于要在这三方中权衡利弊。

至于美国，原本同意香港属于中国受降区，但在英国重新强占香港的事实面前，又转而支持英国，并与英国达成了秘密协议。实际上，无论美国支持哪一方，目的都是想染指香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实现它的太平洋总体战略设想。

面对这一局面，如何保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为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中共中央原计划是：能够收复的失地尽量收复，故此在1945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央拟电致广东区党委，要求我们在贯彻延安总部广播命令的同时，在华南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各项指示后，力求收复一切失地，包括向港九地区发动攻势。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谈判，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面对这一重大方针的确定，中央向各地党委发出了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决定放弃收复大城市的原定目标，但却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派出强有力的人员，进入大中城市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党中央获悉国民党和英国都力争收复香港，而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尚无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初步形成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设想。为此，中央就我党在香港工作问题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与港英当局举行谈判。

中央分析指出：收复香港是英国的既定目标，但它将面临与国共两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必须有所取舍。在公开宣传上，我们不能反对国民党收复香港，以免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但是只要我们能在香港站稳脚跟，就可以对其长期打算，长期利用。因此，中央指示我们，应利用国民党、英、美之间的矛盾，利用我党于抗战期间在香港打下的基础，迫使港英当局同意共产党在港合法地位，大力开展共产党在港公开工作局面，促使港英当局实现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动之条件，并将其建设成为华南民主运动的基地。中央同意港九独立大队撤回内地，以便于我们与港英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广东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为中共代表，黄作梅为英文翻译，到香港本岛与港督代表举行谈判。以后，由于英方已派出翻译，黄作梅不再继续参加。我是在8月下旬到达香港的，9月初开始谈判，内容是准备收复香港；但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中央关于不收复香港的电报指示，谈判内容也改变为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港利益。全部谈判直到10月中旬才结束。

二、与港督代表初次交锋

在与港督代表的初次谈判中，我主要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指出：香港、九龙、新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英国是靠发动侵略战争及当时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攫取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鉴于目前局势和种种原因，我们暂时同意英国重占香港，但必须保护中国人民在港利益。

为使谈判向有利于我方的既定目标转换，我将话题转到了抗战内容。

首先，我提到双方的一次失败合作。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沦陷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派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夏衍、乔冠华与港督杨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及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举行了秘密会谈，商议共同保卫香港事宜。由于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轻信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游说，以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与我方合作的良机。

其次，我概述了秘密大营救。香港沦陷后，我们在营救中国文化精英和爱国人士的同时，积极营救了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可惜的是，当时被关在集中营中的香港警察总监依云士目光短浅，以为战争很快结束，担心越狱有危险，下令不准任何人参加我们组织的越狱行动，致使大多数人不敢出逃。否则，我们的营救工作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接着我又指出，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香港沦陷后的一年中，我们就营救了英国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有港府和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军官、义勇军及其他各类人员。在此一年中，我们仅为营救英国人和印度人就耗费了5万余元港币。我同时指责港英当局不守信誉，原来曾答应我们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营救费用外，另给2000元港币奖励金，但至今都未兑现。以后，我们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英方才提供了1000元港币慰劳金和3万元国币，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这些款项还不够其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开支。1943年8月，英军服务团单方断绝与我方联系。即使这样，我们仍继续营救英方人员，并给英军服务团以工作上的援助。在香港沦陷后的3年中，我们共营救英国人42人，印度人54人，以及美国、丹麦、挪威、俄国、菲律宾等国人员上百人。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自己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秘密大营救工作中，我们的人员出生入死来往于港九与东江游击区之间，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再次，我提到了军事情报合作。我指出，在香港沦陷期间，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们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报网与盟军开展了情报工作，向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东江纵队的上述工作，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及英军服务团最高负责人赖特上校都曾给以高度评价，并多次诚挚地向我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又略述了港九抗日游击战。我特别提醒他们注意，当日军进攻香港后，港督杨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却在港九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炸机场，断桥梁，袭舰艇，打日寇，除汉奸，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并解放了港九大部农村和海岛。

随即，我让黄作梅出具了事先准备好的有关材料，其中包括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的报告、东江纵队营救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的统计材料等。我同时还要英方代表注意：中国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共的董必武等人现在正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美国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我正告英方谈判代表：历史证明，在中国的领土上，合作，对双方有利，不合作，最终吃亏的还是你们。

港督代表听了我的这一番议论后，态度变得明显和缓，他对我所谈及的各项事实均表赞同。

三、确立中共在港合法地位

有了上述的交锋后，我们即转入了谈判的实质性内容，这就是中共在港地位及中国人民在港利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们应通过谈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允许我党以半公开形式在港从事各项活动，即不论是秘密和公开活动均不以共产党名义出现，我们的活动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

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我们曾在本世纪20年代发动过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港英统治当局。但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共产党在香港的几乎所有活动均属非法性质。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驻港的南方局、广东省委、两广省委、香港工委等机关就迭遭破坏，其中省级领导干部被捕的就有蔡和森、章汉夫、陆更夫、郑怀昌等十余名，其中绝大多数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本人在此前的香港地下工作中，就曾3次被捕，两次入狱。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了港九地区的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现在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在香港占有一席之地。

为此，我在以后的谈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条件：①承认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工作机构；②允许我方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自由及募捐；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报及刊物；④同意并帮助我方在港设立秘密电台；⑤在我武装撤出后，英方应保护我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⑥我在大鹏湾的海面部队，因要保护商旅安全，应准予延缓撤出时间；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装自己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利；⑧组织战后救济会，赈济灾民；⑨非经我方同意，英军不得进入我控制地区等。

港督代表当时从心里很不想接受上述条件，但碍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终还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至此，我们与港英当局谈判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诺，中共今后不在港九地区从事非法活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将在近期内全部撤出。

这次会谈后，由广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政委的名义起草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该部将在一周内全部撤出香港地区，并油印成传单于9月28日在港九各地散发。

当时香港治安紊乱，百废待举，驻港英军兵力严重不足，而港英当局又不敢请国民党军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以恐引狼入室。港英当局为了维持香港的社会秩序，从战乱中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我们的力量。鉴于东江纵队驻港部队在广大群众中有良好的声誉，港督代表提出请求，希望港九独立大队暂缓撤出，帮助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港九民众建立自卫武装和筹建警察后备力量等。我经请示，同意港府请求，答应港九大队在港继续驻扎5个月，经费由港方负责。

为协调工作，并表示友好，驻港英军最高负责人菲士廷将军曾提出会见东江纵队曾生司令员和王作尧副司令。在此期间，应驻港英军的邀请，东江纵队司令部还派出袁庚和黄作梅到九龙半岛酒店与驻港英军夏悫海军少将商谈港九独立大队推迟撤退及双方军队的具体合作事宜。

10月间，广东区党委将这些谈判的结果陆续电报中央，告知：对我方提出的条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对我数年来坚持斗争之精神及成绩，深表钦佩感谢”。随后，中央批准了华南党组织在港活动方案。

1945年9月，东江纵队300余名伤病员分别住进大埔康乐村等数间英军医院。根据谈判协议，我方伤病员在医院治疗期间的一切费用及人身安全均由英军负责。10月，国民党新一军到香港时曾想劫走这批伤病员，被英军以应“遵守红十字会精神”而加以阻止。以后在军调谈判期间，国民党又想来“接收”这些伤病员，均未得逞。

当国民党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强烈要求收复港澳，广东省参议会还发表了收复港澳宣言。10月下旬，国民党在广州地区受降主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派参谋处处长李汉冲为代表、上校参议骆来添为译员到香港，与菲士廷陆军司令举行谈判，以图寻求机会收复香港。但他们达成的协议，内容仅为过路香港的国民党军队应遵守的规则等。此时，国民党军纪败坏，驻港国军在香港大肆违法乱纪，他们强用国币，并发生抢劫商店、汽车撞死人、殴伤警察致死等重大案件，但港英方面都不敢处理。在此历史重要关头，蒋介石仍视共产党为大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断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北运，他们高喊的“收复香港”终成泡影。

四、全面开展中共在港半公开工作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和谈判决定，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并划分为秘密和半公开两大工作系统，分别由区党委委员梁广、黄康及连贯、饶彰风负责。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分别迁入香港。6月，设立了半公开工作机构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兼书记。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间，党的大批专业干部章汉夫、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乔冠华、廖沫沙、龚澎、冯乃超、邵荃麟等人陆续由内地转移至香港，我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了统战、文化、宣传、财经、外事、侨运、情报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为委员；随即港粤工委改称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章汉夫为书记；广东区党委城委改称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梁广为书记。香港成为华南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

1945年11月13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刊；同年年底，建立了新华南通讯社；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了《华商报》；随后，成立了新华社华南分社（后改称香港分社）；出版了《群众》周刊、《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经济导报》等。

1946年9月1日，我们创办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开学，该校得到了香港政府劳工司、教育司及社会的广泛支持；以后这间学校不断发展，并延续至今。1946年10月10日，广东区党委与民主人士共同创办的达德学院开学。与此同时，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相继开学。1949年2月，香港工委财经委创办的建中工商专科学校开学。这些学校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及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区举办了二十几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了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将许多期学习班转移到香港举办，刘晓、方方、刘长胜、钱瑛、许涤新等领导亲自授课。

1947年，香港爆发了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遵照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改称统战部）的指示，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通过这次大罢工，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香港工会中的主导地位，争取了广大工人群众。

在我们的发动下，进步港商冲破国民党的阻力，开展与北方解放区的易货贸易，大量的药品、胶鞋等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往解放区，解放区生产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销路。我们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断被输送到华南游击区。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许多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和完成的。在此期间，我们还发动滞留在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资委会、招商局、九龙关等25个经济机构起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后，我们接收了这些机构的大量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员工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

参加这次中英谈判后，我被党组织留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任中共港粤工委（后改称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委员，港英政府则任命我为渔政司官员，以便于我在港从事渔民和华侨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彭泽民、邓初民、陈其尤、李章达、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向他们宣传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思想，批判“第三条道路”主张。1948年秋开始，我协助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将云聚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输送至解放区，筹备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8年12月11日上午，我到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家开会（此时连贯已到河北省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正好碰上港英政治部的警察来搜查，他们将我当嫌疑犯逮捕。我被捕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指示香港工委外事委书记乔冠华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党组织还派人向香港基督教会督何明华及港大校长交涉。当审问我的港英警察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后，立即向我“赔礼”“道歉”，责怪我为何不早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随即，他们拿出牛奶和面包请我吃。13日，他们“礼送”我出狱。这次港英当局的行动，实际上是想获取我们输送民主人士的证据和有关资料，打击我们在香港开展的新政协运动，破坏我们输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但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我与港督代表的这次谈判已经过去50多年，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关于对香港长期打算、长期利用的方针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我们将香港作为战略基地，使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的各项工作开展及今天的香港回归，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编辑：曹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