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直到现在仍然在使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二大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体现出了党的先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革命重任的坚定信念，对于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在会议谈到军事斗争问题时，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从此，党开始把创建人民武装、领导军事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党创建和掌握自己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是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驻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整编时，正式提出的建党建军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这就在部队建起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组织保证。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基本准则和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性质。它是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根据群众工作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创造性总结出来的。对于当时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成为全军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一直沿用至今。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党和建军根本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坚持思想建党原则，确立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基础，不仅要求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思想上入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对后来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国当时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话。在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林彪便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困惑。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阐述。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一句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口号。这一口号是毛泽东在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一 文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毛泽东在文中对当时党和红军存在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口号。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它是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统一战线旗帜的号召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总结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的整风运动的基本方针。“惩前毖后”是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不讲情面揭发，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批判，以便使将来的工作做得更慎重、更好；“治病救人”是指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是“救人”，帮助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就像医生治病一样，而不是为了制造对立、打击报复。此后，这一方针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自身问题达到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本方针和优良传统。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它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在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他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后，在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实事求是”思想不断继承和发展，成为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创造性总结出来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强调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这一道路的率先实践者，并且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党即将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形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对全体党员提出的一个根本要求。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各项政策，明确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在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他还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两个务必”的提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警醒全党的作用，而且直到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担负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此后的革命历程中，党始终坚持开展斗争为人民、依靠人民闹革命，在人民的帮助、支持下，才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境逢生，从弱小走向壮大。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论述了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党的七大上将其正式写入党章，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必须坚守的宗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革命进行到底！”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主力军队基本被消灭，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的战斗号召。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防线全线崩溃，蒋介石不得已作出有条件的“求和”声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贺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拆穿国民党“和谈”谎言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随后解放全国大部分国土，蒋介石逃往台湾，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崩溃。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解放战争爆发后，面对国共双方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外来援助等的悬殊差距和国际上对我不利的形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悲观倾向，不敢用革命的手段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为了批判上述思想，坚定全国军民革命必胜的信心，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阐明了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的著名口号。在这一口号引领下，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的艰苦战争条件下，奋不顾身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英勇作战；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踊跃参军、工作、劳动，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爱国丰产等运动，支援前线，筑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强后盾。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帝国主义也不敢再轻易欺侮中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为了发展同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近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提出的五项外交基本原则。其表述几经斟酌，最后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在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针对某些国家针对中国、制造矛盾的行径，为推动会议顺利进行、增强与会国的团结、表明中国的立场而提出的一项基本方针。求同存异，意思就是要寻求大家的共同利益，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会议上，周恩来用此句来表明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基础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亚非国家的团结，大家应该抛开分歧、搁置争议，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大会紧张的气氛，促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求同存异”从此也成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一直倡导的方针。

来源：人民网

编辑：曹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