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坚。（资料照片）

“无一位同志被捕，数部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这是1949年5月，中共中央情报部致吴克坚情报系统嘉奖电报的电文。在异常严酷的地下战场，这样的“神迹”是怎么创造的？

突破，法国《救国时报》发行国内

吴克坚，湖南平江人，1924年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吴克坚受党委派，赴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筹办《救国时报》，并担任总经理。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1935年12月9日创刊，前身是《救国报》。报社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印刷所和发行部设在巴黎。

《救国时报》经常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等。在吴玉章和吴克坚的努力下，《救国时报》“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

然而，一切进步的报纸、杂志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范围之内，扣押、查封之类的手段屡见不鲜。要完成在国内发行的任务，就必须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这个重任落在了吴克坚的身上。

吴克坚着手构筑了一条输送报纸的完整线路。首先，递送报纸的目标选择在有代表性的单位和有名望的人物身上，使国民党反动派有所顾忌；其次，将报纸夹在法国出版的报纸、书籍、画报中间，向国内邮递，利用外国合法刊物掩护，减少被国民党特务翻查的几率。在吴克坚的谨慎设计下，《救国时报》一度在国内发行万余份。

《救国时报》的成效得到了党的认可。1937年，吴克坚向党组织提出，在“七七事变”硝烟未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要关头，立即回国投身抗战。

握紧，刺向敌人咽喉的“匕首”

1938年2月，吴克坚经党组织批准，由香港中转，回归故土，再挑重担。

此前，他已经与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较量过。20世纪20年代末，吴克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在中央特科先后任交通员、第三科红队队员、秘书。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作出重要贡献。

这次，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是：与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沈安娜、打入军委会参事室与CC系特种经济调查处的史永进行单线联系。这两名情报员都身居国民党反动派“核心要害”的位置，沈安娜更是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通过何以端进行联络，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华明之夫妇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报，尤其是各派系主要头目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以便能够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集中力量打击顽固派。

沈安娜从各种高层会议中，搜集到了蒋介石的内部讲话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政要人的军事报告以及内部派系的情报，陆续送交党组织。通过沈安娜、郭春涛以及打入国民党海军系统的胡征庆等，吴克坚系统搜集的军事情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如果说沈安娜是抵在国民党反动派咽喉上的一柄匕首，那么吴克坚就是握紧这柄匕首的人。

斗智，为“江南一叶”鸣冤

1938至1945年期间，吴克坚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他以笔为刀，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共发表各类社论、评论、理论文章近100篇。

1941年1月17日，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是“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而《新华日报》已经写好的反击报道和评论，全部被早有准备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检扣。平时坐等报社送稿上门的新闻检查官，这天一反常态地带了一班人赶到报社坐等，一定要审查了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大样才走。

怎么办？在周恩来指示下，他们先把被检扣后空出的两块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在送走新闻检查官之后，吴克坚立刻将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报道填补在预留好的空白处，安排制版印刷。同时组织发行人员，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读者手中。

第二天，当国民党当局发觉时，大量《新华日报》已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大街小巷。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与同天重庆各种报纸上刊登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的所谓“通令”及发言人“谈话”，形成鲜明对照，就连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后，也致电周恩来称，“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暗战，促“两航”北飞起义

1945年10月，在党的指示下，吴克坚结束了《新华日报》的“明争”使命，重回“暗战”舞台，担任南方局情报部副部长。

1946年夏，吴克坚抵达上海，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白手起家”。1946年至1949年，他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建立了9部秘密电台。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仅上海4部秘密电台就发出电报977份之多。同时，吴克坚组建了覆盖整个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情报通讯网，发展情报关系最多时达1500余人。

但党中央又来了新任务：掌握空中航线，决不可任由国民党反动派在撤离大陆前将其摧毁。“两航”，即“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必须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中航”和“央航”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共有飞机近百架。1949年春，“两航”的大量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已转移至香港。

1949年三四月间，吴克坚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介绍，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业务主任邓士章见面。6月，在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协助下，潘汉年情报系统在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与“中航”内的3名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吴克坚又向周恩来推荐了秘密党员吕明，以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吕明曾在美国空军实习，“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是他实习时的教官。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成立起义工作核心小组。经过多方谨慎细致的工作，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参与北飞起义的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运载着100多名爱国员工，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

“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撑起了新中国民航的天空。

来源：人民网

实习编辑：李晨昕

责任编辑：王雨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