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是个创举。通过这一制度平稳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到退休制的过渡，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是陈云生前最后一个领导职务。目前陈云研究中有相关涉及,但专题研究鲜见。通过本文论述，不仅有助于人们集中了解第二届中顾委主任陈云的历史担当，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设置、撤销中顾委的历史作用和政治智慧，及在治国理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立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建设实际出发，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总体设计中的一项重大部署。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六项改革部署，其中第二项就是设立中顾委。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央考虑设置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目前党的状况是干部老化，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行不通，且多年来我们没有注意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选择这一“史无前例”的过渡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在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顾问委员会经过两到三届就可以取消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314页。]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对中顾委的性质、职责和设置作出明确规定：“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中顾委委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作出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中顾委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顾委全会选举，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顾委常委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9月13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顾委主任。他在讲话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明确中顾委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中顾委是根据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性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党和国家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和国家就缺乏活力，采取中顾委作为过渡形式，比较稳妥和顺当，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花10年，最多15年，稳妥顺当地“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故中顾委刚成立“就宣布这个组织的过渡性”。第二，对中顾委委员提出三点工作要求：一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中顾委委员资格老，讲话有人听，有分量，要慎重，一开始就要注意。二是要联系群众。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深入了解情况，以便“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在联系单位还可做报告员，这本身就是传帮带。三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要以身作则。[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邓小平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智慧和坚强党性原则的论述，不仅为中顾委及省顾委委员的行为提供了指导，同时对所有老干部、老同志过好有意义的离退生活都有着重要启示，对当时加强党的建设，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也有特定的指导意义。 “正是建立顾问制度这一‘创举’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从‘终身制’到‘退休制’的平稳过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稳妥的一步。这对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荣高棠：《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3期。]

二、第二届中顾委主任陈云的历史作用

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陈云当选中顾委委员；随后，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顾委主任。

时任中顾委秘书长的李力安回忆说，就第二届中顾委而言，工作量和工作范围比上一届少得多。除中央交待的专项调研任务外，中顾委本身不出题目、不组织专题调研；委员自选调研题目，单独或自由结合搞。1983年整党时，中顾委建立临时机关党委和八个支部，中顾委二届一次常委会决定取消这些机关和组织，委员回单位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中顾委内只保留党小组，直到中顾委结束。党的十三大前，分散在各地的中顾委委员的分片学习和活动停止，只在本省市区活动，在京的中顾委委员逐步减少活动。这样做都是为了淡化中顾委的作用，以实现邓小平提出、也是中央集体决策的，中顾委“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的政治目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页。]

陈云担任中央顾委主任期间，仅主持召开过一次中顾委常委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开展或少开展中顾委整体活动，逐步推动中顾委完成过渡性历史任务，顺利实现中央预定的中顾委存在10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页。]的设想，就是第二届中顾委主任陈云的一种历史作用。陈云履职间主要以个人“谏言”形式支持党中央新领导集体的工作，他的活动很好地体现了十二大党章中规定的“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助手和参谋”的作用。陈云“谏言”不多，但都紧扣国际国内形势中的突出问题，坚决推动落实党的十三大路线、方针，抓主要矛盾，态度明朗，建议具体，充分展现了他贯有的沉稳、深刻、开阔、睿智的政治家风格。

（一）为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谏言”

1984年至1988年，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但经济领域中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日益突显。1988年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资物价问题，会间姚依林向陈云通报了政治局常委讨论情况：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10%，连续5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用5年初步理顺价格。5年中价格总水平提高60%—80%，工资增加100%。陈云听后明确表示，物价每年涨10%，连涨5年，“对此我打个很大的问号”。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面很大。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 《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陈云一贯赞成价格体制改革，但这直接关乎人民生计，且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人民群众对价格随市场波动尚不习惯。因此，陈云强调，价格体制改革要选择时机，考虑周全，政策出台要稳。当时宏观经济环境有许多另人担忧的隐患，陈云感到改革时机还不成熟。同年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表示反对正在拟议的价格、工资改革方案。陈云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页。]由于缺乏经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陈云的意见没有足够重视，当年8月出台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相应出台一些调价措施，结果1988年下半年出现全国性抢购风潮，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事实证明陈云的忧患是准确的。选择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1988年进行难度最大的价改，无疑是价格闯关受挫的重要原因。

经济深层存在的问题外化为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使中央领导重新审视当时的政策。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的方针。会议9月30日结束，10月8日陈云约谈赵紫阳，针对社会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八点意见：一是要重视粮食生产。“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二是要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无论农业还是工业生产，都普遍存在一种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种田必须养地；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三是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不巩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四是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扭转当前混乱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发行权力要高度集中。五是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国民经济就会乱套。六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有幅度，不能过高、过快。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七是搞储蓄、国库券保值必要，但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物价的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八是在克服目前财政经济困难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陈云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5—367页。]陈云的意见点准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新问题，每一条都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战略指导意义。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吸收“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确立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把沿海1亿多到2亿人口的地区尽快转向外向型经济轨道，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陈云在听取通报情况时表示拥护，同时提醒：“两头在外”（即把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好，但贯彻有一定难度。随着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外贸体制在按照党的十三大规定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的方向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外贸工作摆脱原有经销渠道引起秩序混乱的现象。1989年3月7日，陈云约谈外经贸部部长郑拓彬，谈了两点意见：第一，搞外贸不能完全丢开国外经销商。我们同他们有矛盾性，价格争论很大；又有同一性，价格一旦谈定，外商就会拼命推销。所以，对外商不能一概否定。第二，在外贸发展速度上不能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比，八亿农民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国内市场。在坚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的同时，陈云注重运用国际贸易规律和立足国内市场开拓的两点提醒，对中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粮食生产始终是陈云忧患的一个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粮食生产面临的形势是：需求量不断增长，供应量增长有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1988年5月12日，陈云在接见浙江省委部分领导时指出，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要达到1万亿斤粮食，每年需要增加160亿斤，不容易。中国的粮食，10年之中估计是平平丰，平平灾，平平平。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很难过关，这个问题是关键。[《陈云年谱》下卷，第465—466页。]7月2日，陈云又同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谈话。田纪云在同年11月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的农村问题或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314、316页。]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日益严重，是陈云严重忧虑的又一个问题。1988年8月25日，陈云为纪念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创15周年题词：“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陈云年谱》下卷，第468页。]两天后，他又将新华社记者反映本溪和四川环境污染的调查材料批转李鹏、姚依林等并附信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1990年6月6日，陈云在水利专家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解决途径》一文上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4、375页。]为此，江泽民批示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在考虑‘八五’规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 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画传》，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二）为国家长治久安“谏言”

第一，凝聚中顾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量，从容应对重大事件，为维护党和国家安定团结大局作出重要贡献。1989年5月26日，陈云主持了继任中顾委主任后的唯一一次中顾委常委会。在会上陈云坚定沉着地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要主动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8页。]陈云的讲话得到与会老同志的一致拥护，在党内及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有力地支持了中央。1990年5月25日，陈云致信中顾委常委说，党员暂缓登记可以有，但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和作风问题分开，处理要格外慎重，不要扭住不放。“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错误同志的审查要实事求是，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中国现在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8—369页。]陈云的意见站位高，利于全党团结和大局的稳定，对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是有力的支持。

第二，高度重视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苏东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僵化地对待社会主义是重要因素之一。对此，陈云有深刻洞察。到中顾委后，他多次强调要加强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提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陈云年谱》下卷，第466页。]1989年9月14日，陈云建议薄一波、宋任穷，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两日陈云又致信二人，说明他的建议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学哲学。在信中，陈云还提到1989年9月8日与李瑞环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明确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并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的规律：“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突出起来”。[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0页。]1990年1月24日，陈云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将自己一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凝练为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指出“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1、372页。]这十五字诀是陈云实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和基本途径，成为全党思想建设的宝贵财富。

第三，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积极维护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结束当日，中顾委举行会议，一致赞同中央全会各项决定，表示全力支持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陈云积极维护党中央在经济工作中的权威。1989年7月23日、8月16日、9月8日，他分别同姚依林、江泽民、李瑞环谈话，指出放权过多，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出现在是“四十四路诸侯，千百万藩王”，太分散了，这种局面只能是“皆大小欢喜”（既小又暂时的欢喜）。陈云表示，坚决支持中央实行分税制，支持将银行由双重领导改为垂直领导等措施，以增强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 《陈云年谱》下卷，第484、485、486页。]但现实中存在的各行其是，注重地方利益，不顾全大局的情况没有很快抑制住。

1990年4月18日，李鹏宣布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后，各地开发区蜂起，争着宣布各种优惠政策。同年9月10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时批评了这种现象，指出目前克服经济混乱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权力，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央。 陈云对李鹏说：“你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讲，基金会的批准权、集资权、彩票发行权要集中到中央，这句话讲得很对，也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已搞了十年，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得失利弊。兴利除弊也是改革”[ 《陈云年谱》下卷，第495页。]。9月19日，李鹏在江泽民主持召开的经济座谈会的总结讲话中，专门讲了中央要适当集中财力的问题。他说：“适当集中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经济建设上办成几件大事。”[ 《李鹏日记：市场与调控》中卷，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761页。]

陈云以高超智慧和丰富经验为新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复杂局势、开拓工作局面提供积极帮助。1990年4月4日，陈云致信江泽民提醒说，最近看到的几份有关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材料，深感不安，指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中央应该切实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4页。]后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印证了陈云的担忧。6月6日，陈云在同江泽民谈话中讲了两点治国理政经验：一是工作要抓实。陈云肯定江泽民主持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关键是抓落实。二是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6、377页。]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江泽民不只一次提到“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警句；[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07页。]不只一次提到“中央大政方针都已确定，关键在于落实”。[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650页。]

（三）坚决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奋斗

1992年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重要谈话，精辟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作了清晰、透彻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奠定理论基础。3月，江泽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陈云长期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一贯稳健务实，重大决策几乎没有失误，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因此他的态度对加速全党认识的统一有着重要作用。1992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陈云4月26日在听取上海领导汇报时对浦东开发表示“非常赞成”的消息，引起内地（大陆）、港澳台和国际舆论界高度关注，它释放了政治信号，即邓小平与陈云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没有分歧，社会上许多谣言不攻自破。

浦东开发后，陈云曾派秘书实地调研，全面了解情况。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陈云又安排秘书去深圳、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等地调研，持续近50天，看了上百个企业。秘书返回后向陈云详细汇报，陈云对出口创汇能力，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给国家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尤其感兴趣。

同年7月21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9页。]当时，中央正在就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提法广泛“征求三十个省区市的意见”。[《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528—529页。]陈云的这种说法，对全党探索和接受新的事物无疑是个鼓励。

邓小平、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的，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都经历过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他们在历史发展紧要关头的密切配合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功推进的重要保障。陈云的秘书许永跃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实，陈云让我到沿海地区做的调查研究，都是为了自己要在政治上明确表态而做的准备，他要向全党告知，他是支持邓小平的，是和邓小平的意见一样的，是关心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区建设的。这是政治家的表态。”[ 《陈云的秘书谈陈云》，《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2期，第126页。]

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关键历史时期。退居中央领导岗位二线、担任中顾委主任、已82岁高龄的陈云，以政治上的稳健、经济上的智慧，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深刻洞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趋势，紧密配合邓小平共同辅佐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成为中国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智囊和后盾。陈云虽然不直接参与拟订党和国家决策，但他在每个重大问题上的表态，尤其是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都对全党思想的统一、决策的拟定有着潜移默化、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和权威的客观存在，是陈云长期卓有成效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决定的。

（四）配合中央工作，推动中顾委的撤销

在党的十四大撤销中顾委，是邓小平、陈云及当时中顾委主要领导的共识。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同陈云商量，到党的十四大，不再搞中顾委，搞退休制。陈云自担任中顾委主任后，就照中央原定意图，推进中顾委向完全的退休制过渡，对邓小平撤销中顾委的主张完全赞同。他托在上海看望他的中顾委常委陈丕显给中顾委副主任带话，十四大“我退下来”；“反正，我是不搞了”。[ 《陈云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3页。]

1992年10月9日，陈云委托中顾委副主任主持中顾委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党的十四大审议了报告，高度评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中作出的贡献，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的结束，标志着1979年开始酝酿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实现，党和国家退休制度的完全落实，新老干部交替制度成为常态，中顾委作为过渡性组织机构的使命已经完成。

三、设置、撤销中顾委的现实启示

中顾委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设置中顾委、撤销中顾委，以及中顾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第一，国家政权的设置要根据一个时期执政党政治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列宁说：“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4页。]。中顾委是当时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制度性安排，是党中央根据新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情况，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情况，从国家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出发设立的。中顾委十年实践证明，这一决策符合当时的国情和党情，有利于调动党内各种积极性，凝聚新老两代精英力量，共同奋斗，实现历史转折，引领国家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意义重大。中顾委是从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性组织，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作出重要贡献。自1982年十二大党章至2017年十九大党章都有一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因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休和离休。这一制度的常态化，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功绩，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大事，是无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突破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首创。

第三，退休且有充沛精力的政治人才可以成为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极其不易。处在这样一个发展时期，中共中央通过中顾委这一组织机构，聚集了一大批久经考验、具有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顾委是党和国家在完成历史转折、跨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的重要政治智库，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开辟和方向的把握，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启示后人，如何运用好退休且有充沛精力的国家政治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的重要课题。政治人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通过恰当组织形式，利用好这批人才资源，集聚他们的智慧，对资政有着重要意义。

第四，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废除终身制是历史的进步，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实践的需要，调整或取消某个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同样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终身制和任期制是两个政治概念，不能混淆。任期制的修改，不意味着，终身制的恢复；终身制的废除，也不意味着任期制的一成不变。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国情、党情，服务国家总体战略目标，适时调整国家上层建筑，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规律和执政规律，勇于历史担当的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2页。]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就能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聚集强大和广泛的社会力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不断开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实习编辑：李晨昕

责任编辑：曹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