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史馆的“复旦英烈墙”上,红色五角星嵌中的花圈图案下,有这样三行文字——邹泽沛(1916年—1941年),四川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9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1941年7月在狱中病逝。
校史馆除了简短的文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笔者走访了江津龙门场邹氏家族,又查阅上海市青年运动史、上海市党史和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资料,终于,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展现在眼前……
在上海参加革命
1934年,21岁的邹泽沛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入学后不久就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教联”,接着入团。
邹泽沛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潮,策划学生运动。邹泽沛常到街上进行宣传演讲,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很快就会吸引一大群市民倾听,并赢得阵阵掌声。
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及唐英之等3位团员接上关系。不久,正式成立同济大学团支部,邹泽沛对团支部工作进行了认真安排和部署。
这一年,邹泽沛给老家寄来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旦读书,很认真,也很辛苦。一张照片是身穿白色漂亮的学生装,手扶着一辆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家人,他在上海的条件是很好的,请家人放心。其实,外地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根本没有读书,而且参加了“乱党”组织。
不久,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团委,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1936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邹泽沛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活动,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
1936年4月1日晚,这是一个漆黑的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
血染提篮桥监狱
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闸捕房里。其实,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身份,同时也为了抢功,就没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
由于邹泽沛语言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4次提讯,他们的口供都一致,当局找不到一点破绽。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煽动工人、市民阴谋推翻租界的统治,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处8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为李文新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他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广泛听取意见。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同难社”。他们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狱中团支部,二人还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狱方是很害怕犯人进行政治活动的,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以外,其他内容的书都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同难社”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的要求。经过若干次的斗争,狱方终于同意他们的“读书要求”。犯人家属一开始以送《三国演义》等书作试探,然后就有计划地送哲学、经济学等书籍。这样,十多种进步书籍,陆续被送牢中,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等。这些书在狱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老家龙门场沱湾街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表弟”,写信人自称为“表兄李文新”,信中说他正在狱中。邹泽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笔迹,此信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邹家人忍受着悲伤,寄钱到监狱。父亲得此消息,心痛不已,于三天后溘然而逝。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坚持着斗争。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敌人发现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头头”,对他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总使出各种伎俩折磨他。
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咳出血块。
1941年7月的一个深夜,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牲,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邹泽沛名列其中。
来源:人民网
编辑:王雨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