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瞩目的红色婚姻之一。二人1927年10月相识相知、1928年相恋结合。他们的婚姻生活历经十年之久。这十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共同面对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这十年，贺子珍还“年头一个年尾一个”地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因敌机轰炸为掩护战友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堪称一对革命患难夫妻。艰险的长征途中尤甚：荣辱与共、艰苦相依、感情笃深。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儿，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时光流转，世事难料。1937年8月同毛泽东负气诀别远赴莫斯科、1939年正式与毛泽东彻底分手的贺子珍，因倍受异国煎熬而于1947年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并经毛泽东同意，带着岸青、娇娇（即李敏）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回国后的贺子珍，先是住在哈尔滨，后因身体原因借住在哥哥贺敏学上海家中。陈毅从上海市长岗位赴京上任后，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后来，贺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年，在妹妹贺怡的建议下，贺子珍和娇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在信中说，我已经回到中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毛泽东对自己母亲和妹妹的照顾。毛泽东没有回信，只是给娇娇拍了一封电报。一个月后，毛泽东派人把娇娇接到了北平西山，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读书。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显然，贺子珍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对毛泽东的思念有增无减，女儿又不在身边，贺子珍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在上海贺敏学家中休养。她偶然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正在宣读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贺子珍顿时呆住了。毛泽东的声音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终于崩溃了。广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经神志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也烧坏了。

获悉贺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真乃“一日夫妻百日恩”呵，更何况二人曾经同甘苦、共患难了十年！他马上托李敏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要她遵医嘱治疗，按时服药，不要抽那么多烟。毛泽东的关心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听了毛泽东的话，身体很快就得以好转。

之后，李敏就成为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充当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鹊桥”。对女儿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同样，每次回京，贺子珍也总是让女儿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泽东当年爱吃的时鲜蔬菜。

为负伤的亲人流泪，为分手了的前妻之病痛煎熬落泪，彰显了毛泽东有血有肉、儿女情长的感人一面。

来源：共产党员网

编辑：王雨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