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功高德厚的女革命家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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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1900年5月14日-1990年9月11日)

蔡畅,1900年生于湖南农村,1990年逝于北京。漫长的90年里,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成长为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见证了中国跌宕起伏的20世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历程的参与者,她并没有留下多少“传奇”的故事。但蔡畅崇高的思想品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贞不渝、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甘为人民公仆的本色,使她不仅获得“功髙德厚”这样堪称完美的评价,在其生前身后更赢得了来自基层妇女普遍而真诚的爱戴。因为她用一生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件事——开辟了妇女解放的道路,而这件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毛妹子”:唯抗争,是成长

蔡畅,原名蔡咸熙,父亲蔡蓉峰,母亲葛健豪。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她最小,大家都叫她“毛妹子”。6岁,到了缠小脚的年纪。那个时代每个乡下女孩“到了岁数”,都要过这一关。可是毛妹子偏偏不想“过关”,6岁的小女孩当然不懂什么进步意识,可是裹脚的过程无异于一次酷刑。承受不了强加的疼痛,她连哭带闹的不依。这小小的抗争也不算出奇,差不多所有小女孩都曾为裹脚而哭闹,可最后在家长的权威下还是要屈服。毛妹子特殊的幸运,是她有一个开明而且能在家里做主的母亲,还有一个读了书还一心向着妹妹的三哥。三哥劝说,加上母亲心疼,毛妹子居然赢得了不裹脚的特权。直到老年,蔡畅还会提起这次“反封建”的胜利。她说,她从那时起才懂得女娃子要学会反抗来保护自己。

此后的9年,毛妹子一天天走上和其他乡下女孩不同的道路。除了农村劳动,她还曾经随着同样日渐进步的母亲葛健豪、三哥蔡和森到县城读书,甚至十三四岁就在母亲创办的学校里成了小教员,还在体育课上带着小伙伴们撕掉裹脚布。也许是天足让她能走出家门更多的接触社会,也许是第一次反抗的胜利教给她超出常人的勇敢,毛妹子的心悄悄飞出小小的双峰县。在三哥去长沙读书以后,她更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可能有自己更大的未来。心灵已经悄悄地打开一扇窗,她注定不会再低下头,去走别人的老路了。

可是15岁那年,毛妹子还是迎来了一“劫”。15岁,在中国乡间已经是个大姑娘,可以真的“放人家”(结婚嫁人)了,何况,读书识字、品貌端庄的蔡咸熙早就是家乡的小小名人。于是,父亲以500大洋的代价,要把她许给一个地主家做媳妇。平心而论,这在那个年代是小户乡绅的惯常做法。不过,这个已经读了一些书、有了-些自我意识,满心憧憬着未来世界的小_女孩再次拒绝“惯常,,,她不要和千百万乡间女子一样,成为封建礼教的奴隶。“抗婚”,在“父为子纲”的时代,已经触犯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难度远远大于9年前的“放脚”。这-次,怒不可遏的父亲不仅固执己见,甚至不惜提刀追砍又一次支持女儿的母亲。毛妹子的三哥为她指出了新的道路:“逃婚、出走、远行、求学”。那一年在母亲的支持下,15岁的毛妹子沿湘江离开了故土。也是那一年,考入周南女校的她改名为“蔡畅”。毛妹子的时代结束了,蔡畅走向了新的生活。



(1923年,蔡畅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济陷入极度困难时,到巴黎橡胶厂做工,转为中同共产党正式党员图为蔡畅在法国时留影)

少女时代,开眼看世界

1918年11月28日,湖南《大公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周南女校运动会自上午九时起、下午三时止,其指挥者为该校体育教员蔡畅女士。她精神愉快,深得儿童心理……鼓掌之声,响彻云霄。”其时,18岁的蔡畅已经在长沙生活了三年。

蔡畅的长沙生涯并不轻松。她15岁入周南女校音体专业读书,16岁毕业。此时,和儿女同期毕业的母亲葛健豪沦入了“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中;三哥蔡和森完成学业后,和同学结社自学,不但毫无收入,还要增加若干开支。恰在这时,周南附小为蔡畅提供了体育教师的位置。在周南女校的几年里,她八块大洋的微薄月薪要应付全家人的开销。经过艰苦生活的打磨,蔡畅愈发显得稳重坚定。

当时,几千年中华文明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危局中,列强虎视眈眈于外,儒家思想式微于内,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长沙既是四方通衢,又有爱国主义传统,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蔡畅初来长沙,原本只是谋求个人的自由解放。但置身于火热的时代,接触到《新青年》这样的进步读物,又亲身体会到人民对于国事危亡的痛心和激愤,以她勇敢坚强的个性,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影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家民族“救亡图存”这个大主题上。结合国家的不幸和自身的遭遇,蔡畅开始意识到,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要解决个人问题,非从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入手不可。虽然这种认识还只是处在模模糊糊的阶段,却为她日后的探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918年,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当时,蔡畅并不是学会会员,而是学会最热心的“旁听生”。旁听“大哥哥”们思想的感悟、交锋和碰撞,让蔡畅大开眼界。更主要的收获,则是她得以和一直关爱自己的三哥蔡和森朝夕相处,近距离接受他的思想熏陶和学业指点。以后的十多年中,蔡和森不但常常充当蔡畅工作上的领导和同志,更是她思想上无可争议的导师。70年后,蔡畅为新民学会题词:“毛蔡寄庐流芳千载,新民学会建党先声”,以此纪念这个让自己人生“转弯”的关口。

学会成立只有两个月时,蔡和森突然离开长沙,远赴北京。整整一年之后,三哥从北京给蔡畅来信,传来一个重要信息:他在这一年里为自己、为蔡畅、也为众多同志找到了新的努力方向:留法勤工俭学,去寻求改造中国的良方,了解外部更广阔的世界。

异域生涯,战士是怎样炼成的

从1919年10月离开长沙,到1925年8月回到上海,蔡畅的异国“取经”之路将近6年,其中除了1925年受中共中央安排在苏联学习的半年,其他时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虽然后世通称这段在法经历为“勤工俭学”,但单就求学而言,所占的时间并不长。赴法生1920年2月才到巴黎,真正上学头尾不过一两年,其中多半还用来学习语言。1921年2月,在法国,留学生为反抗北洋政府对留法生的迫害而与之发生大规模冲突,6月、9月又接连爆发了两次冲突,赴法生连续冲击中国驻法公使馆和中法合作的大学,以致北洋政府停发赴法生的生活费。到1921年10月,蔡和森在内的多数留学生被强制遣返,蔡畅和留下的同学靠做工自食其力,稍有余力再互助学习。虽然不能算是正式的“学生”,却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其实蔡畅和她的同学们,原本就不是为了学习某一科专门的学业而赴法。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当时比东方更加先进的欧洲社会中,寻找中国的,同时也是自己的方向。来到法国不久,新民学会彻底分裂成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个分支。蔡畅运用生涩的法文,依靠字典的帮助研读理论书籍,在三哥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从此,蔡畅一生也没有背弃自己的信仰。在三次和北洋政府面对面的冲突中,她作为蒙达尼公学的女生领袖,直接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对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有“女学生之加人运动,是长男学生之势,壮男学生之气也”的评价。特别是在三哥回国之后,远离“主心骨”又被断绝经济来源的蔡畅并没有慌乱,她一边在电灯厂、胶鞋厂做工,用一天十个小时的苦工换取留在法国的经济外条件,一边苦读马列著作,还担负起中共旅法小组的宣传工作。跳出中国旅法生的圈子,她还在身边的法国工人和留学生中广交朋友。就是在这个阶段,她赢得了与加香(后为法共领导人)、胡志明(后为越共领导人)的终身友谊。在此期间,蔡畅实现了自主婚姻的理想,与李富春结为夫妻。

旅欧生涯里,另一件触动蔡畅的事情是欧洲妇女地位的解放。法国和苏联当时的社会制度差异很大,实现妇女解放的方式也相去甚远。但在两种不同甚至是冲突的制度之下,男女平等都已经作为基本原则被法律保护,也成为社会大众所公认的准则。相比之下,中国的一般群众已经饱受压迫,而妇女的地位则更低。通过学习和实践,蔡畅初步认识到妇女问题不仅仅是女性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男女平等,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于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达到全社会的男女平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带着这个问题,在苏联的半年里,蔡畅全力以赴研究苏联的妇女儿童工作。除了钻研理论著作和法律文件,她还到工厂、农村、学校、医院,观摩苏联的基层选举,考察苏联的儿童托养。她不但看到社会对妇女的解放,也进一步去了解妇女的贡献,认识妇女的价值,对于“妇女对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这个命题,得出了清晰的认识,对于“妇女如何求解放”这件事情,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在心中,她把共产主义信仰和妇女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执着地追求了一生。

1925年8月,蔡畅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上海。此时的蔡畅在异国艰难的岁月里,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她的思想、才华和意志已经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战士,即将走上属于她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决定,蔡畅调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科工作。)

转战之路,不忘初心

1925年8月,蔡畅回国,旋即从上海赶赴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离开妇女工作。最初几年,拥有丰富的工厂、农村生活经验的蔡畅和战友们,把精力投入到更具活力的底层妇女运动之中。随着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蔡畅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伐军唯一的女军官,随军一路南下,在一块块新开辟的土地上宣讲和实践她妇女解放的理想。

正当胜利看上去触手可及时,南京“清党”、武汉“分共”。捕杀、战争、流血无处不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几入绝境,无数亲密的战友牺牲。四年后,更大的一次伤害不期而至:1931年6月,蔡和森在香港被捕,同年8月,在广州被杀害。对中国革命而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创始者和极其出色的理论家,而对于蔡畅而言,失去了自己的三哥。

面对灾难,蔡畅选择了坚强。蔡畅知道,轮到她去举起火炬,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在1927年到1949年这22年的战争中,蔡畅辗转中国许多地方,留下了这样一份复杂的“年表”:

1927年,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1930年,妇女部部长;

1931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参加长征;

1935年,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6年,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8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委、书记;

1941年,中共中央妇委书记;

1945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6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务委员;

1947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8年,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女工部部长;

1949年,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



(1947年2月27日,蔡畅出席国际民主妇联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作了主题发言。)

时局让蔡畅走过太多地方,担任过太多职务,她几乎没办法在一个“专职”的岗位待上几年。但是每到一地,她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首先,扫除封建礼教、破弃买卖婚姻,教妇女能独立自主;兴办学校、进行教育,教妇女能自尊明理;组织生产、传授技术,教妇女能自食其力。

接下来,把妇女训练成工人、农夫、教员,还有战士,前方出力、后方生产,让女性的力量得以彰显。

在政权稳固的地方,制定政策和法律,使种地的妇女有田耕,做工的妇女同工同酬,家庭里的妇女有平等的继承权和财产权。

培养他们中的一部分和自己一样的干部,让从前的村姑媳妇能够施展身手,做其他千万个村姑媳妇的榜样。

22年的转战,她帮助无数受欺凌与受压迫者,帮她们自立和成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这些战士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又推动她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1949年4月,蔡畅当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9月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半百之年,她走到了自己事业新的高峰,等待她的将是一个崭新的舞台。



(蔡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作《拥护新宪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发言。)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大姐,把名字写进历史

中国妇女被轻视和压迫了几千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多地区,“男尊女卑”的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存在。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风俗礼法,妇女工作者必须想出更多办法,来彻底清除封建思想的影响。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台,明确把重婚、纳妾、童养媳、买卖婚姻等封建恶习,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家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单位,《婚姻法》的实行,让每个妇女感受到自己地位和权利的变化,中国的妇女事业,从这每个成员的变化中焕然一新。

种过地、做过工、留过洋的蔡畅认为,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就要经济独立。全国妇联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在农村,随着《土地法》的出台,蔡畅明确提出,未婚女子要分“姑娘田”,出嫁、改嫁还要把自己的土地带走。在城市,她大力发展女工、促进同工同酬,还督促普遍建立保育院托儿所为女职工解除后顾之忧。随着女工、女司机、女测量员、女子列车组等层出不穷,广大女性在社会生产中不仅提高了生产技能,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自身也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与此同时,她还还重视妇女精神的独立。短短几年之间,无数为女性开设的学校建立起来,无数历史悠久的学校对女性打开了大门。妇女们学到的不仅是科学知识和一技之长,更学到了自尊和自信,增强了做自己命运主人的觉悟。

1954年普选,蔡畅回想起30年前考察苏联普选的经验,把参选当成了妇女权利教育的大讲堂。一张“选民证”,成了妇女口中的“当家证”,女选民投票率高达84%,全国选出各级妇女人大代表98万人。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年纪和职务的变化,已经不允许此时的蔡畅继续行走在基层工作的第一线。她所能做的,除了把握党关于妇女工作大的政治方向,当好中央的参谋,把妇女工作的需求随时融进国家法律政策,以及抓住一切机会向国际宣传中国妇女的新形象之外,更多的是放在选拔、任用年轻妇女干部上。纺织工郝建秀、赤卫队队长李友秀、公社社员申纪兰、种棉能手张秋香,以及其他许多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遗憾的是,在其后一二十年起起伏伏的政治斗争中,妇女工作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对于蔡畅本人而言,虽然由于她一贯的温和厚道,以及和毛泽东多年来如兄妹一般的亲密关系,让她免遭许多伤害,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巨大冲击。当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后,75岁的蔡畅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8岁时连任。这个职务是对她过去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充分肯定。1980年,80岁的蔡畅提出辞职,从此再未担任过任何有实际职责的职务。此后的蔡畅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却没有走出人们的记忆。从二十几岁起,她就被身边的战友称为“蔡大姐”,这个称呼也许是对蔡畅最合适的概括,她质朴、温和与厚重的品格,虽然不见棱角,却能不受环境、职位和岁月的侵蚀,始终如一。美国作家索尔斯伯里曾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蔡畅便是。”20世纪80年代末,《蔡畅传》的作者曾走访了多位她旧日的同事和部下,这些人提及多年前帮助和关心自己的“蔡大姐”,都毫不掩饰心中的尊重和爱戴。1983年,在蔡畅彻底退休3年之后,40位曾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妇女干部聚会,联署给她这位40年前的老领导发出慰问信,信中写道,“大姐:每当我们妇女集会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您。大家非常怀念您,因为您和我们妇女的解放、和我们妇女干部的成长是分不开的。大姐:您年事已高,望你多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



(1980年5月14日,蔡畅八十寿辰时,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卓琳等前去向他祝寿。)

晚年的蔡畅,就这样在故人的敬爱当中,安静地享受了10年退休时光。1990年,90岁的蔡畅病逝。此时,她曾穷尽一生去追寻的目标已逐渐成为现实。

现在,蔡畅的名字,对许多读者已经有些陌生了。也许未来若干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名字变得陌生。但他们共同写下的、属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将会长存,因为所有的不屈、抗争、奋斗和坚持,所有抛洒的血汗和泪水,已经汇进了民族的血脉之中。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实习编辑:李晨昕

责任编辑:曹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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